尤其是第二款的规定，其中包含了对干涉表达自由行为的明确的条件限制，即为法律所规定、为民主社会所必需、以及为了既定的目的（有利于------）。

另一个案件是柏林墙射手案。他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将某事认识为法之所以可能的条件是什么。

这意味着，不是法肯定不具有效力，是法也未必具有效力。与法概念和法效力之区分相对应的法哲学研究的两个领域，即法律理论与法律推理理论的区分。其二，尽管如此，在司法适用中否认公式却可能构成不能容忍公式的必要条件。这说明，不能容忍公式是一种规范性法律理论。把握理解拉德布鲁赫公式的关键在于他的法理念学说，即正义、合目的性和法的安定性的辩证关系。

拉德布鲁赫认为目的理念的整体会构成三种根本上不同的价值体系，即个人主义的、超个人主义的与超人格的。采取观察者视角的人则不去追问在特定法律体系中什么才是正确的决定，而是追问在特定法律体系中实际上是如何作出决定的。可以获知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是法律要公布。

[75] 但是，为法律所规定的上述各项原则要求本身还需要更进一步的解释，而且正是基于在具体个案事实中这种更具体的解释，欧洲人权法院才作出了是否符合该要件要求的认定。应该承认，现实地对待权利，认为权利的行使并非不受限制，这无论在何种程度上说都是我们与欧洲之间的一个共同点。然而，委员会在评估这些根据时也必须考虑行使表达自由权者的具体情况，以及基于这种考虑他所承担的义务和责任。诸如欧洲人权委员会的报告、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以及其他监督公约实施的机构指导制定的文件，都至关重要。

[52] 3． 要求用爱尔兰语填小孩补贴申请表。[19] 按照一般法理，表达自由作为一种自由权，它包括作为和不作为两个方面：它既意味着表达的自由，也意味着不表达的自由。

[25] 前引Markt Intern案判决，para. 26。3．表达的内容 这主要涉及对欧洲人权公约第10条第一款所提及的意见(opinion)、信息(information)和观念(idea)等术语的解释。另外，尽管确定性被高度期待，但它会带来过分的僵化，而法律却必须跟上变化的情势。[2]欧洲人权法院对于第10条的适用范围可以不必犹豫再三，因为即使肯定有关表达属于表达自由保护的范围，针对它的干涉或限制也可能按照第二款的规定被证明为正当。

（2）什么是为民主社会所必需。在Jacubowski案和Casado Coca案的判决中，欧洲人权法院确认，在以干涉广告者的表达自由的方式管理职业广告方面，国家拥有广泛的裁量余地。在欧洲人权公约及其议定书的一些条款中, 为法律所规定一语又表达为按照某法律、为法律所要求和按照法律等，而在该公约的法文文本中，这些表达均为Prevues par la loi。[94] 参见Council of Europe(ed.), Digest of Strasbourg case-law relating to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Vol.3，pp.498-9。

[95] 在本案中，法院赞同委员会多数的意见，即，就藐视法庭法可能有助于保护诉讼当事人的权利而言，该目的已经包含在维护司法的权威和公正无偏一语当中：此处受保护的权利是个人作为诉讼当事人、作为卷入司法机制的人的权利，而且，除非给所有卷入或诉诸司法机制的人以保护，该机制的权威就不可能得到维持。[45]此种自由权并不意味着利用各种输出信息和观念的手段的权利，诸如报刊版面、电视电台的播放时间等。

如果这样的干涉不属于第10条第二款规定的例外，那么必然导致违反欧洲人权公约。三种表达具有不同的重要性，从而在受保护的程度上也有不同。

对此，欧洲人权法院的解释是： 尽管担任公职的权利本身没有为公约所确认，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其他方面公职人员或处于试用期的公职人员不属于公约的保护范围——尤其是第10条的保护范围。事先检查或国家对新闻的不当垄断，构成对新闻自由的一般威胁，剥夺了公众接受信息和观念的自由权。显然，在当今欧洲的政治哲学中，表达自由首先是政治表达的自由。维护公共道德是第10条第二款确立的合法目的之一。还必须使法院相信，基于案件的主要事实和情况，干涉是必需的。[116]欧洲人权委员会在Engel案的报告中则说得更为透彻：考虑是否合比例，必须考虑每个人在行使其表达自由权时所承担的义务和责任。

[108] 4．不同目的对裁量的影响 从具体情况看，这种关于国内裁量和欧洲监督之间关系的原则性阐述，在某种意义上则表现为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因此，法律的准确性或可预见性不可能是绝对的，它只能是一个合理程度的问题。

[112] 参见JACUBOWSKI v. GERMANY Judgment (Merits),23/06/1994, A291-A。必须区分法律规定本身的必要性和将规定适用于具体案件的必要性。

[76]就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看，该法院显然采取的是宽泛的立场，这种立场意味着承认国内当局在这方面拥有广泛的裁量余地。相对于条文的实际适用，条文本身总是呈现给其适用者一种开放结构。

第10条第一款允许签约国对广播、电视等影视实业进行许可证限制。关于艺术表达，欧洲人权法院在Muller案中认为：尽管第10条并没有特别表明该案涉及的艺术表达自由属于其调整范围，但是它并没有在不同的表达形式之间做区分。[1] 典型可参见R.Ryssdal, The case law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 on the freedom of expression guaranteed under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Hungarian Constitutional Court,1997.该文作者1985-1998年曾任欧洲人权法院院长。[50] INFORMATIONSVEREIN LENTIA AND OTHERS v. AUSTRIA Judgment, 24/11/1993,A276，paras.29，32，33。

那么，这样一种逻辑上的层层相依的关系是如何转变为现实的呢？这当然涉及不同的制度要件，但其中最根本的要件之一就是表达自由。而且，广告禁律不适用于在国际范围内活动的大型法律咨询行，以及同样提供法律服务的保险公司。

） [23] 参见D.J. Harris等前揭书, p.381. [24] 参见LINGENS v. AUSTRIA Judgment, 08/07/1986,A103（在该案件中，奥地利有关当局按照刑法典第111条，对申请者在报上发文毁坏一政治家名誉的行为予以罚款。BARTHOLD v. FRG Judgment, 25/03/1985,A90，para.45.该案的主要情况是，前联邦德国有关部门按照《不公平竞争法》和《职业行为规则》，禁止兽医在该国的大众传媒上说某些话。

[11]没有表达自由，就不可能展现出多元、容忍和思想开放，也就不可能有民主社会。[41] 2．接受信息的自由 欧洲人权法院认为： 接受信息的自由权主要禁止的是政府限制一个人接受他人希望或可能愿意传达给他的信息。

维护司法的权威和公正无偏的客观性在WEBER案中受到政府方面的挑战。前引CASADO COCA案判决, 24/02/1994, A285-A。奥地利实施的垄断制度通过授予政府部门监控媒体设立的权力而有助于提高节目的质量和平衡性。最后我完成了一份研究报告。

第11条第二款允许对军警和文职人员的结社自由和和平集会自由作出合法限制。例如，在Observer and Guardian案的判决中，法院写道： 被指控的限制明显而无争议地构成对控告者O.G行使第10条第一款所保护的表达自由的干涉。

如果跨越一定的界限，那么就是滥用表达自由，就应该受到国家公权的正当干涉。它不仅反映了欧洲人权法院在表达自由的范围、对表达自由的干涉以及干涉的正当性等一般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和认识，而且更引人注目的是它对表达自由在民主社会中的极端重要性的认识。

该条适用于任何人——无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进而言之，欧洲人权法院的这种特点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在比较的意义存在，从而为我们在对表达自由的认识和实践上提供另外一种新鲜的经验，即：面对千姿百态的人类表达自由实践，我们可以不必注重表达自由的范围问题，或者说可以轻松地对此作出肯定判断，而把关注点放在权衡对表达自由的干涉或限制是不是合法正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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